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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最后3年 他推开良渚文化的大门

2019-07-12 07:34 来源:科技日报 胡一峰

  1937年7月22日,浙江一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写了一封言辞恳切谦恭的信,收件人是考古学家梁思永、董作宾。信中说,“晚因以发表热之幼稚病,贸然将此报告出版,中心惶恐无似。幸先生不弃指示为感。”又说,“虽然晚报告之内容不足道,而材料方面在江南考古上尚属创见。”写信人名叫施昕更,这一年他才26岁,信中所说的“报告”,即他的成名作《良渚》。

  考古学家石璋如在其口述回忆中讲述了事情的原委:“在战前,施昕更在住家附近调查良渚遗址,写了一本报告,在出版前寄一份清稿给梁思永先生,想请以考古著名的梁先生写序,梁先生把报告交给刘燿,要他先看里头的情形,还没看完就爆发抗战,事情便耽搁下来。在复员之后,我知道事情原委,也看过报告,就想去见施昕更,也想实地观察良渚遗址,到了西湖住下时才知道施已经去世……”

  施昕更逝世于1939年5月29日。当时他正担任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,4月初起接续患上猩红热与腹膜炎,中西医医治无效,不幸离世。30日上午,瑞安县为其举行了公祭。

  近日,由于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正式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,良渚这个江南小镇,连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施昕更一起,再一次进入人们视线,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。

  施昕更在辛亥革命之年出生,曾就读于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艺徒班纹工科,专攻绘图专业,后因家境拮据,辍学回家。1929年,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,施昕更被录用为讲解员,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文物和矿物标本,令他眼界大开。后来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成立,他来到博物馆的地质矿物组工作。在参与发掘的过程中,他发现有些器物在老家良渚时有发现,就此展开了对良渚的调查,“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,不以为苦”,终于有了震动全国的发现。

  囿于当时的认识,施昕更认为良渚遗址“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,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,那是无可疑义的”。到了1939年,梁思永提出良渚遗址为代表的杭州湾地区史前文化具有地域独特性。他在《龙山文化——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》一文将“杭州湾区”列为龙山文化的三个区域之一,所根据的就是施昕更的研究成果。他还注明施昕更此文乃“杭州湾所发现的可利用的唯一资料”。20年后,考古学家夏鼐在《长江流域考古问题》的讲话中正式提出“良渚文化”,并将其与龙山文化区别开来。

  施昕更只活了28岁,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抗战军兴之时,他客居瑞安,一边从事良渚考古研究,一边从事抗日活动,把浓厚的家国情怀寄托在科学事业之中。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取名“忆良”“建良”,最重要的著作也以家乡“良渚”为名,书的序言是他在瑞安时所写:“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,历史明明告诉我们,正因为有渊源悠久、博大坚强的文化,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,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,不使毁损厘毫,才可以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。”拳拳赤子之心,跃然纸上。

  在“良渚文化发现者”之一身份之外,施昕更其实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科普作家。他传世文章不多,主要是地质和矿产。比如,1937年他在《浙江青年》上发表的《杭州附近地质观察》一文,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杭州山山水水的地质情况。施昕更的另一篇文章《语石二则》,更是对中国利用化石的历史作了详尽的阐释。这篇1.7万字的长文,至今读来,依然很有价值。他在文中提出,“我们常常可以在药铺里看到石燕、龙骨、石蟹,这些东西,其用于药品,已有相当历史,一般传说,龙骨是龙的骨头,石燕是风雨天可以飞的石头燕子,许多荒诞的话,很容易使人误解”。“我国对石的把玩,古成风尚,翡翠火齐,琼瑰美玉,素称珍品”,但是,“我国虽早已发现了化石,而对于它仅有一种好奇玩赏的心理。并仅观其形状,而赐其嘉名,更误以灵气所钟而生成的东西。”

  由于缺乏科学研究和普及,中国人缺乏对化石的科学认识。施昕更致力于改变这一局面,不论是药用的石燕、石蛇,还是装饰把玩的蝙蝠石、宝塔石,他都先广泛引用《本草纲目》、地方志以及《池北偶谈》等笔记小说中的记载,说明中国古人的看法,继而以现代地质科学知识逐一加以辨析说明。比如,蝙蝠石向被用以制作砚台,施昕更的“名词解释”如下:“按蝙蝠石,并非蝙蝠所化,乃三叶虫之化石,其蝙蝠形之一种。其尾旁有长刺,左右张开如蝙蝠,故有是名。其背中具环节,形亦有似于蚕腹。此项化石,产于北方中寒武纪山层中,亦为北方中寒武纪标准化石,其地层在山东大汶口分布最广,故盛产蝙蝠石著名,因蝙蝠石在中国已早成一种珍奇装饰物。山东大汶口乡人,恒采此石,制成鼻烟瓶、屏风、文具之类,销售各地,可称为专有买卖。”这段话不过五六百字,言简意赅,放到今日,也堪称科普小品典范。

  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,施昕更这样写道:“当此世界学术潮流,一日千里,‘落伍者’,耻辱名词也。欲洗刷之,则形式皮毛不为功,空口大言不奏效(所谓学术救国等),非至实际之阵线努力不可。”施昕更也正是这样做的。今日我们欢呼于良渚申遗成功、缅怀前贤,也更应光大其务实勤勉的治学态度。

(责任编辑:王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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